普通話的來歷 普通話的由來

“普通話”始於清末，1902年，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，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。在談話中就曾提到“普通話”這一名稱。1904年，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，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“演說聯繫會”，擬定了一份簡章，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“普通話”的名稱。

1906年，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《江蘇新字母》一書中把漢語分爲“國文”（文言文）、“普通話”和“俗語”（方言），他不僅提出了“普通話”的名稱，而且明確地給“普通話”下了定義：“各省通行之話。”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“普通話”的說法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《鬼門關以外的戰爭》一文中提出，“文學革命的任務，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，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。”“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，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，現代‘人話’的，多音節的，有結尾的……”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。經“五四”以來的白話文運動、大衆語運動和國語運動，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。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。

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唿，即漢語普通話，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（區別於首都衚衕音）。要區別三個概念：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，首都衚衕音，修正型的首都雅音。

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使用是和諧共存的關係。推廣普通話並不意味着消滅方言，推廣普通話既不以消滅方言爲目標，也不以消滅方言爲手段。我們不能把普通話和方言簡單地對立起來，兩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，處在不完全相同的時空之中。任何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穩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實用性。在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時期，方言之間過去所有的那種明顯的界限會逐漸淡化，方言的力量必然會削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