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春節假期安排通知 2019春節過後幾號上班

導語：春節放假7天，這個時間本來就不夠過年的安排的，但是就放假這麼幾天竟然還要我們補班，只能過了初六就要回去上班，這個時間真的是太擠了。距離稍稍遠一些的，不做飛機都不行。估計除了航空公司沒幾個人樂意這樣的春節放假安排。那麼2019春節過後幾號上班呢?下面你就來看2019春節假期安排通知就知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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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春節時間：2019年2月5日

2019年春節放假安排

2019年2月4日(除夕)~2月10日 共7天。2019年2月11日(星期一)上班。詳詢2019春節放假安排時間表

“春節”只有104歲

辭舊迎新、闔家團圓，春節可算是中國人最爲重視的一個節日了。但與西方的宗教節日不同，春節是農耕文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歲時節日。關於其起源，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虞舜即位時，帶領部下祭拜天地。歷史上對春節的叫法不同，秦時稱上日、元日，兩漢時有歲旦、正旦之說，魏晉南北朝時稱歲朝、元首，唐宋稱歲日、新元，清朝則開始稱元旦、元日。民國之後，這一節日逐漸演化成爲一個從臘八節起到元宵節止的全民性大節。

1912年，中華民國宣佈改陽曆1月1日爲“新年”，但在民間推行遇阻。1914年1月，時任內務部總長的朱啓鈐爲順從民意，提請定陰曆元旦爲春節，端午爲夏節，中秋爲秋節，冬至爲冬節，凡國民均得休息，在公人員亦準給假一日。“經袁世凱批准，就此奠定了陽曆年首爲元旦，陰曆正月初一爲 春節 的並存格局。”所以說，現在我們過的春節，其實只有104歲。

民國初期，政府試圖將賀年、祭祖、貼春聯等活動移到陽曆元旦，但是民間強烈的傳統意識，還是將這些習俗保留在了春節。

三位主講人將研究材料縮小到了新中國以後的《人民日報》，以“春節”爲關鍵詞檢索，共得370篇報道，雖有侷限，但亦是從一個切面反映春節在最近半個多世紀裏是如何變遷的。

春節

1949—1956年：與宣傳相結合的春節

“吃”，歷來是春節的重要元素，中國人節前積食的習慣在本就物資不充裕的背景下，讓“春節物價上漲”成爲了一條鐵律，不過，1951年的北京似乎打破了這一慣例，度過了一個“物價穩定如常”的春節，究其原因有二：一是這一年的北京市工商局在年前就號召國營貿易公司、合作社以及有關私營商業到各地採辦年貨，提前做好準備;二是貿易部特別規定，要穩定春節期間的物價。可見，此時政府已開始針對過節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做出應對。

不過，這一時期關於春節最大的特點是，文娛節目被塗抹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。工農聯歡和軍民聯歡是這一時期的兩種重要形式。各地工人和農民在春節期間都會展開盛大的聯歡活動，鄧劍指出，這種參與性而非當下觀看性的文娛活動，讓人更能切身地感受到年味兒。而軍民聯歡幾乎是從解放以來唯一不曾間斷的聯歡形式。

這一時期，幾乎每年的春節文藝活動都有一個固定的主題，無一例外這個主題都關乎政治宣傳：1953年的《婚姻法》宣傳，1954年總路線的宣傳。這種宣傳要求雖未訴諸法律文書，但不達標者還是會受到批評，1952年，中央戲劇學院的春節演出，由於其節目沒有配合現實鬥爭的需要，受到了批評，戲劇學院不得不做出檢討。

1956-1966年：打破常規過春節

現在人們常說“春運難”，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，春運就已經難了。1954年，國家首次明確，春運時間爲春節前後一個月，鐵道部成立“春節旅客輸送辦公室”，晝夜值班。1957年，國務院第一次專門就做好春運工作發出指示， 要求企業、學校動員職工、學生體諒鐵路運輸困難，能早走的早走，能晚走的晚走，能不走的不走。

解決春運難題在1958年與“大躍進”運動相結合，成就了“打破常規過春節”的號召。“能不回家就不回家”成爲普遍的共識和宣傳口號，煤礦、水利工程、機關部門是貫徹得最爲徹底的行業。1959年的一篇報道就這樣寫道，今年除夕，最熱鬧的要算十三陵水庫工地。兩萬七千多名民工、官兵、幹部、學生的勞動歌聲響徹了大年三十的整個晚上。

1960年代，鋪張浪費、搖錢賭博的一些舊風氣在社會上捲土重來，此時“以革命的精神過春節”的號召也相應而來，反對敬神祭祖、大吃大喝，以健康、節儉的態度過節遂成風尚。

春節

1966-1976年：革命化的春節

這十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期，1967年，國務院發出了“今年春節不放假”的通知，中國自此進入“革命化的春節”。

所謂“革命化的春節”，簡單說來有三點：一是要“抓革命促生產”，春節不回家，積極參加生產勞動，變冬閒爲冬忙;二是禁止春節裏的一切所謂的“封建習俗”，如放鞭炮、燒香拜佛、舞龍舞獅、磕頭拜年等;三是不準大吃大喝，更不準打牌。

人們熟悉的春節習俗唯有“貼春聯”一項被保留，但內容與原來辭舊迎新的祝語大相徑庭，最有特色的當屬“三十不停戰，初一接着幹”。

那時候最典型的過春節場面是：一家人圍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飯。飯前，要召開一次鬥私批修的家庭會，做父母的會放下架子，和子女相互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，兒女也可以向父母“開炮”。

吃依然是過年重要的一環，但在這一時期流行的不是“吃好”而是“吃差”，城裏的單位食堂、農村的公社食堂會組織人們吃“憶苦思甜飯”——因地制宜，什麼難吃弄什麼，用野菜、樹根，加上玉米糊、地瓜幹之類的東西煮成粥，目的就是爲了讓大家牢記“萬惡的舊社會”，熱愛新社會。

1979-1989年：平安回家、歡樂過年

1979年1月17日的《人民日報》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題爲《春節爲什麼不放假》，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，1980年，春節放假制度全面迴歸，隨之而來的首要大難題又是春運。

1981年年初，前2個月的客運就達到1.21人次;1982年春運，僅北京站的旅客量就達到532萬人次。爲何會有這麼大流動量，人們常常會將此歸因於一個羣體——“盲流”，意指從農村常住地遷徙到城市、無穩定職業和常住居所的人們。

1984年，中央“一號文件”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、經商、辦企業。在1980年代，形成了四大遷入圈：東部沿海的京津冀地區、長三角地區、珠三角地區以及因礦產豐富和對外貿易便利、地理位置絕佳的新疆地區。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在春節集中回鄉過年，就常常出現買了票也未必上得了車回得了家的情況，人們常常提着大包小包在車站飛奔，甚至在火車發車前還有不少人從窗口爬進車廂。據統計，1988年有88萬人是在火車上站着回鄉的。安全過節、平安回家也在這個背景下提出。

這一時期，春節期間的文娛活動全面展開。電視節目不僅明顯增多，且題材豐富，不再侷限於革命教育，更多貼近生活的電視劇開始被搬上銀屏。不過1980年代最值得一提的，莫過於1983年中央電視臺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的舉辦，不論人們懷着欣賞還是吐槽的心情，這道年夜大餐也已經陪伴了我們整整31年。

經濟形勢大好，讓人們置辦年貨不再捉襟見肘。1985年北京舉辦了首屆春節商品展銷會。

不過，物資和娛樂的豐富卻未讓人們滿足太久，1989年2月8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了一篇名爲《上海出現春節冷、聖誕熱的現象》，傳統的節日亟待在新時代找到新形式和新內容。

春節

1990至今：外出與歸家

新形式的關鍵詞是“外”：外出吃年夜飯，外出旅遊。

1990年代，“下館子”吃年夜飯成爲流行。1996年，北京市政府提出了“百家飯店迎家宴、百家商場掛彩燈、百家賓館過大年”的口號。

而1999年，國務院公佈了新的《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》，將春節、五一、十一的休息時間與前後的雙休日拼接，從而形成7天的“黃金週”。黃金週旅遊季就此催生。

1999年的春晚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唱響了很多人的心聲，春節回家看看老人與家人團聚重新成爲社會的呼籲，2013年修訂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》正式將“常回家看看”入法。但是這些年回家卻漸漸變了味，過年的紅包禮品、親戚朋友的問候攀比，越來越成爲一種負擔，“恐歸族”一詞應運而生，當“情”逐漸變成“債”，沖淡了春節原有的味道。

作爲農耕社會傳承下來的節日，在傳統的小農經濟社會中，人們始終可以找到盡情狂歡的位置，但在新中國的不同歷史時期中，春節卻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背景下被揉捏、重塑。

文革之前，春節是國家革命和生產大潮下的一場文化儀式，無論工人、農民、軍人，所有人都共同參與，是一場“大春節”，雖然物資貧乏，但大家都爲濃郁的過年氛圍所感動。而從1970年代後期至今，消費市場讓年過得越來越充實的同時，也在使其變味。這個時期的“小春節”強調一家人歡聚一堂、共享天倫之樂，但回家卻也漸漸成爲人們“又愛又恨”的尷尬話題。